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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頭條網報道：從Raf Simons突然宣布離開Dior，緊接其后，Alber Elbaz 又突然宣布離任Lanvin的創意總監。可以看出，似乎每一位設計師最終都無可避免地遇到創造倦態這樣一道壁壘，即使多數媒體認為他們的離開都是出于個人原因或者是與公司之間產生分歧。商業機器與設計創意人才的矛盾不斷顯現，時尚產業還能持續健康發展嗎？
最近，很多關于設計師期望值的文字被不但重復的地公布出來。今年，業界還推出了一本專門討論該話題的書：《Dana Thomas的神和皇帝》，書中記載了人們反抗那些蹂躪Alexander McQueen和John Galliano創意和靈魂的商業機器。
在他們推出春季設計系列之前，WWD的記者Bridget Foley機智地對Raf Simons和Alber Elbaz進行了關于藝術和商業之間關系的調查。兩位設計師的回應非常生動的刻畫了設計創意與商業的矛盾。Raf Simons表示在離職Dior以前早已筋疲力盡。Alber Elbaz哀嘆道：“我與越多人談及此事，就越發現很多人正在尋求改變，幾乎每一個人都在尋求改變。這讓人非常困惑，我們是誰，我們的時尚地位到底在哪里？”目前，Alber Elbaz已被逐出Lanvin，公司也陷入談判的僵局。
援引雅虎時尚報道，Raf Simons離職后首次接受《The Cut》時裝評論員Cathy Horyn采訪時表示，在Dior期間早已筋疲力盡。這位在上個月宣布離開Dior，震驚了整個時尚界的設計師，暗示了在今年3月至10月期間，他直接表示緊湊的行程和工作量讓他幾乎沒有時間進行創意思考。在此，Raf Simons向Cathy Horyn透露了他在3月舉辦完2015秋季時裝秀后的壓力：
“你知道，我們在三周內完成了這場秀。東京場也是在三周內完成。實際上，所有事情都是在三周內完成，最多不超過五周。回想起2012年7月我的首個Dior設計時裝秀，那時候準備時間是八周，而我已經無比緊張了，沒有一點時間剩余。”
隨后，他進一步解釋，設計師十分需要時間來沉淀自己的創意和想法：當Horyn問道，系統化的團隊工作是否有效時，他回答道：
“從技術上說，是有效的。從情感上說，我并不喜歡這種快節奏的做人做事方法。我想，如果我有更多時間，我會拒絕更多事情，而花時間創造更多想法或概念。但這也不一定會讓我更好。當你擁有足夠的時間，你當然可以工作到死。”
既然他已從Dior的機械工作中抽離出來，Simons似乎非常陶醉于現在的自由感。本周，他突然出現在Guggenheim的派對上，該活動在過去三年內都由Dior贊助。而與以往不同的是，他他并未與大批明星一起出現在紅地毯上，反而挽著男友開心地現身。更好的消息是，Raf Simons和前老板之間的恩怨似乎也已煙消云散了。
相比關于Simons會去Calvin Klein或者Céline的謠言，他應該會回到起點，更關注自己的私人品牌和個人私生活。1月，他將展示個人品牌男裝系列作品。
時尚發展太快，正在扼殺創意
“Bought and brought。”這是在Jeremy Scott關于其紀錄片的采訪中反復出現的短語，這讓人想起Raf Simons從Dior離職的頭條新聞。這位Moschino設計師用它來指代那些遠離倫敦、紐約或更遙遠的家鄉，前往法國奢侈品公司工作的精英設計人才。比如從一個懵懂的倫敦男孩搖身成為Loewe首席設計的J.W. Anderson；從窮鄉僻壤的街頭來到巴黎世家擔任高端設計師的Alexander Wang；或Humberto Leon和Carol Lim，他們為Kenzo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當這些天才匯聚一堂時，無疑將展現最美麗的時尚魔法。但正如凡事都有合有分，總會有一些聲音，經過精心措辭，卻始終會將品牌和設計師雙方都得罪。這些分裂的情況越來越頻繁。設計師們擁有自己的工作室、資金鏈和龐大的宣傳工具，但他們卻沒有最為寶貴的時間，沒有時間來開發創意，沒有時間將創意細化，時間是導致任何創造型企業失敗不可避免的原因。
Raf Simons告訴媒體稱：“當你一年做六場秀時，你將沒有時間思考整個創造過程。”記住，包括Dior時裝、成衣、男裝、個人品牌和預備系列在內，Raf Simons每年要創造十個系列作品。按照這樣的速度，Raf Simons反映：“你已沒有時間來孵化你的創意和想法，而時間是那么至關重要的一環。”
如今，關于時尚產業加速的抱怨集中在時尚發展速度身上，每周都需要有新產品上市，導致了對時尚趨勢的增壓。但對速度的需求已經擴散到時尚界的每一個部門，而且并未顯示出放緩的跡象。設計師不僅將喪失Raf Simons所說的“孵化”創意的時間，他們還只能追求在短時間內嶄露頭角，短暫到幾個時裝季內。一旦他們不成功，他們就會面臨出局。
有人說，這種壓力具有激勵作用，在壓力下的設計師將茁壯成長。對此，J.W. Anderson告訴媒體：“這對我而言從來不是困擾。我想也許是我沉迷于工作，我很享受工作。”但許多設計師都對這種壓榨表示譴責，Donna Karan對此最為直言不諱。Nicolas Ghesquière告訴System雜志，其前雇主巴黎世家“將我榨干了”。他說，他的愿景在這里獲得零支持。
Alber Elbaz在周四告訴大家，像他這樣的，從女裝設計師起步，后來成為創意總監的設計師被商業改造了。現在，我們已經成為了視覺制造者，只會創造熱點迎合業界，確保這些設計在照片中看起來非常漂亮。但正如惡劣天氣一樣，每個人都在抱怨，但沒有人真正站出來做些什么。
這并不是一個新現象，顯然，John Galliano和Alexander McQueen也是因為“Bought and brought”才被任命為Givenchy設計師，而這也成為他們職業生涯中的重要拐點。對于Galliano而言，他隨后進入Dior。高級定制時裝、成衣、同名品牌和大量因毒品和酗酒引發的丑聞讓他備受壓力。他告訴Vanity Fair稱：“設計的職責越大，這種崩潰來的越頻繁，然后我就淪為了壓力而努力。”他補充道，他生活在一個泡沫世界，他不會為自己點煙，甚至從未使用過ATM柜員機。
McQueen在Givenchy的工作期間也同樣令人擔憂，這也最終導致了他與Gucci集團的分裂，隨后他回歸自己的個人系列工作中。很多設計師都有過這樣的倦態之情，而他們也已經紛紛逃離了行業：Ann Demeulemeester用PDF信件宣告放棄，Jil Sander也曾三次宣告退出。Jeremy Laing也曾告訴媒體，他將離開這個行業。他問道：“第一，有什么原因讓你必須要賣東西嗎？什么是你最為看重的動力因素：你喜歡你的想法？還是你想要賣東西？”
有什么是必須要改變的嗎？這樣我們才能確保未來不會流失更多人才。奢侈品巨頭接受了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并將其合理利用。那么，人才的可持續性呢？創意人才不會每天都出現。公司需要在培養人才方面做出投資，這從長遠來看，這也是資產負債表中的重要指標之一。例如，Hedi Slimane堅持居住在洛杉磯，在回到Saint Laurent之前，能保持著對創意的完整控制權以及討價還價的能力，因為他已經建立了聲譽基礎。但照當前趨勢看，公司正在招募的新鮮的設計人才, 如Gucci的Alessandro Michele和巴黎世家的Demna Gvasalia，他們的個人話語權顯然還很低。
奢侈品牌的市場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毫無疑問，現在已打破之前只銷售給精英消費者的局面，越來越多的奢侈品巨頭們為了搶占市場，不惜規模化，高頻率的推出適應年輕消費的低價格產品 。越來約明顯的是，現在奢侈品牌巨頭的市場營銷的重要理念就是大批量生產，重點已放在商業和工業邏輯，創意總監的位置也將越來越不重要，這種演變使得時裝藝術的日子離我們越來越遠。
正如我們沒有必要擔心住在郊區但有車的人如何往返城鎮之間，我們也沒有必要在文字方面過度渲染那些年收入比大多數人在職業生涯中的收入多得多的設計師們的心理健康。但如果我們不關心，他們會消失，他們的時尚設計創造力和遠見也會消失。
